(连载之十二)

傅斯年(5)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教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所长。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关键词:逸事、身形、孝道、姻缘、去留、谶语、长辞、赞誉

逸 事

  傅家世居山东聊城,是鲁西名门望族。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的开国状元,后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曾祖父傅继勋官至安徽布政使,清末重臣李鸿章、丁宝祯均出自其门下;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通经史,能诗善画,精通医理,且长于武技。傅淦好交游,曾在北京结识大刀王五。时王五是一名镖师,使双钩,与傅淦多次比武,悉败在傅手下,遂拜傅为师。傅淦劝其改用大刀,遂人称大刀王五。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曾任龙山书院山长(即校长)。傅斯年13岁时,父亲的学生、刑部主事侯延塽回乡看望老师时,得知老师已去世,在老师坟前发誓一定要将老师的遗孤培养成人。因为侯年轻时家境贫寒,只能辍学去当学徒,傅旭安见其手不释卷,对他分外欣赏,将其带到龙山书院读书,日后得中进士。侯为报师恩,便将傅斯年送到天津读书。多年后,傅斯年无限感激地说:“我家非侯公无以有今日。”他常去看望定居济南的侯延塽,并寄钱接济,奉养终老。
  傅斯年自幼聪颖,过目不忘,熟读儒学经典,他在同窗中年纪最小,但比他大的同学都向他请教。由此,他被称为“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两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
  少时,傅斯年文采斐然,同学中有写不出来作文的,便时常请他捉刀,酬谢是一个烧饼。傅常常写完自己的作业后,还能为同学写出几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来,但先生却知道肯定是傅代写,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傅老大(傅斯年排行老大),你这次有没有换两个烧饼吃啊?”傅听罢窘迫不堪。
  傅斯年读书十分用功,遇到不懂之字词就记下,随时向师长请教,有时找不到纸,便写在手上、胳膊乃至大腿、肚皮上。夏天一出汗,弄得浑身都是墨迹。
  在天津读书时,傅斯年曾在英敛之家中借住,并与比他大三十多岁的英敛之成为忘年交。英敛之之子英千里回忆傅道:“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同他并不很亲密,因为在我一个九岁的顽皮孩子的眼里,看这位十四岁的傅大哥是个魁伟而庄严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学除了温习功课外,就陪着先父谈论一些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或淘气,所以我对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虽然经过了四十年,我还没有完全撇掉。”
  民国五年(1916)六月,傅斯年在北大的毕业考试成绩如下:西洋史93分、经济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论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学通论80分、英文文学98分、德文文法读本97分、文章学99分、地理100分、历史99分、文字学85分、伦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旷课扣分减3分,总计1482分,总平均92.6分,实得94.6的高分。
1919年秋,山东省招考官费留学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不料有当权者为了让自己的亲信出国留学,以傅是五四学生领袖为由,拒绝录取,说:“他是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时在山东省教育厅任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傅斯年争取名额:“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此后一批官员也出面为傅出头,他才最终获得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的资格。
  1924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发现,当时的中国留学生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差不多都说国音的阴、阳、上、去四声,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口音。赵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并不是不会说北京话,而是不屑说。原来,傅斯年到北京读大学后,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当时他们雇的用人都是北京当地人。傅入学不久就学了一口北京话,家里人听他改得满口京腔,就嘲笑他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他们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话笑了回去,把他的“闪董料秤”话又笑了回来。
  傅斯年厌狗而喜猫,傅家养过两只猫,他常将猫抱在怀中,甚至允许猫与他同榻而眠。但他极其讨厌狗,傅在德国留学的同学告诉其妻俞大彩:“孟真在德国时,不好意思当着房东太太打她的狗,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泄恨。”俞问傅是否属实,傅笑而不答。
  1926年,傅斯年回国,赴中山大学任教,据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中山大学学生温梓川回忆傅斯年:“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何兹全说:“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傅斯年自幼生活清苦,全家靠父亲的学生们接济生活,故对世事人情比较了解。何兹全找人安装“史语所”的书架,安装老板估计一番工作量,拉何到无人之处,问道:“开虚价,开实价?”何不解:“什么叫虚价,实价?”老板瞪大眼睛惊讶地问道:“你不是干这行的?”又说:“开实价就是该20万元就开20万元。开虚价就是该20万元开24万元,4万元归你。”何实在回答:“你开实价吧。”过后,何对傅斯年说及此事,傅说:“你不懂。”何反问说:“先生你懂?”傅用孔子之语回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张政烺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途径宜昌时,他打扫卫生,在傅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人类学组的工作人员将收藏的不同时期的人头骨和各种骨骼与图书一起陈列在木架上,当地农民见后极为惊恐。一到夜间,便有农民到附近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啦!研究院杀人啦!”一时人心惶惶。傅斯年对此十分无奈。
  在李庄时,为了防止有人偷书,傅斯年将“善本书库”的牌子换成“别存书库”。当地治安不好,傅斯年便在会上建议每个人床头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情况,便敲锣示警。这时有位傅斯年的得意弟子用地道山东口音大声说道:“俺不干!”傅问为什么?他答道:“俺们看平剧,平剧里面常常表演一个更夫正在敲锣巡夜,后面来了一个‘英雄’不声不响地请他吃板刀面的故事,所以俺不干。”傅接着问道:“那么,事情如果发生,你怎样办?”答:“那我只好‘献地图’!”众人哄笑。
  傅斯年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客来访,传达人员总是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客人听得一头雾水,弄清后便哈哈大笑。任继愈也忆及,当时罗常培的研究生周法高曾为此戏编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大工整,但在同学中流传甚广。罗常培听说后,将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董作宾调侃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道:“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
  李庄的李婆婆在接受岱峻采访时说起傅斯年的一件趣事:“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
  “史语所”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南宋增补的《史记》,由那廉君保管。傅斯年喜欢这部书,常常借阅,傅阅读时,那廉君便守在旁边,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一次,傅又阅读此书,正值酷暑,傅便开着吊扇降温。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那廉君见状,慌忙关上电扇。傅斯年体胖,热得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书库禁止吸烟,傅有时忘了,进去时还吸着雪茄,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他便做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代表当局处理学潮,要求学生尽快复课,否则,国民政府将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指傅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台湾有轻微地震,傅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俞大彩回忆,傅斯年不讲究穿着,裤子被烟头烧出了破洞,补上再穿;上衣胸前染上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常开玩笑说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一次接傅斯年赴一个正式宴会,发现傅穿的鞋子一只黄色,另一只为黑色。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身 形

  傅斯年体胖。那廉君回忆:“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三人同去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等在门前。第一个走出门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前一个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时,剩下的两个工人看见傅比刚才两人胖得多,吓得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主人甚是尴尬。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由于体胖,傅斯年睡觉爱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乘船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吵了自己睡觉。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抗战时期,陶孟和曾嘲讽傅斯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俞大彩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住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学生温梓川说,傅斯年食量极豪,一次竟能尽馒头二十枚,这与他的患高血压病不无关系。
  俞大彩回忆:“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傅斯年患高血压,夫人总不让他吃肉。但傅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在上下班途中,他常到小吃店吃碗北方面食,并不忘嘱咐秘书那廉君道:“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夫人怕傅斯年贪吃,只给些小钱,仅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台大时,学生常发现他饭后会再进餐厅,或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某次,那廉君和另一位秘书李绪吃饭时,傅斯年走过来,抓起那廉君的面包和李秘书饭盒的卤肉,边吃边笑说:“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那廉君禁不住感叹:“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一次,傅斯年观看运动会回来,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要替他去取,他不肯,说还是自己去。后来有人告诉那廉君,傅去取烟斗时,又喝了一碗鱿鱼羹。
  苏乡雨回忆,傅斯年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别是包子、锅贴、馅饼之类。一次,胡适到台湾,台大的北大人在苏家聚餐欢迎胡,苏的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北方风味的饭食,结果傅斯年吃了太多的馅饼,躺在藤椅上动不了,回家后又吐又泻,折腾了一个晚上。
  那廉君回忆,傅斯年去世之前两三天,很想到萤桥去吃一顿烤肉,曾向夫人提及,由于口袋羞涩,未能如愿。俞大彩对此,始终引为憾事。

孝 道

  傅斯年事母至孝。他九岁丧父,此时其弟傅斯严才七八个月。因家境贫寒,只能靠亲友的捐赠度日。傅母抚养两个儿子甚为艰辛,一到雨天,屋里漏雨,傅母便怀抱幼子,执伞避雨。傅母平日节衣缩食,供两个儿子读书,对二人亦督导甚严。故日后傅虽霸气十足,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对其母却极为恭顺,遇母亲发脾气,便长跪不起。
  俞大彩回忆:“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血压高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战爆发后,傅斯年委托一位下属送两个侄儿和母亲到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后,傅到长沙不久,这位同事护送其两个侄儿也来到长沙,傅见到侄儿们很是高兴,当听闻母亲没能逃出来时,傅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们几个耳光。随后,他千方百计将已过古稀之年的母亲从安徽接到重庆。每言及母亲逃难之事,傅斯年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
  “史语所”由长沙迁至昆明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其弟傅斯严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1941年10月,傅母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傅斯年极为悲痛,非要让医院告知母亲的病情,医院得不出确切的结论,只好提出解剖。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才知道母亲死于胆结石。
  傅母去世时,傅斯年还在病中,且国难当头,所以丧事从简,未发讣告,未公开吊唁,由内兄俞大维帮助料理安葬事宜。傅斯年将母亲安葬在歌乐山附近的一个小山顶上,墓穴建得十分坚固,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再盖上用水泥制成的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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