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六)

第七章

红卫兵红八月 (上)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力。为了进一步利用这些无知无畏的年轻人,毛泽东运用他的崇高地位,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终于使红卫兵运动的浪潮激荡全国。当时还在台上的各级官僚们,也利用红卫兵运动对17年定下的政治贱民和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迫害。如果说,工作组专政的五十天大抓右派,是文革中的第一轮迫害的话,那么,红卫兵运动就是第二轮迫害。和第一轮迫害一样,第二轮迫害也是以官僚体系为后台的。这两轮迫害发生时,各地执政者还没有打倒,真正的造反派还没有起来。第二轮迫害的时间是在1966年7、8、9三个月。一大批文化名人被迫害致死,抄家、打死人、把大批政治贱民及其家属赶出城市,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这一天,毛泽东清晨四点多钟就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一夜没睡,为了接见红卫兵,他半夜叫卫士长陈长江给他找了一件军装。其他中央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看到毛穿上了军装,有的急忙回去换了军装再来,有的打电话让家里送军装来。林彪先是穿浅灰色华达呢中山服来的,他看到毛穿军装时,派人回去拿军装换上。
  毛突然穿起军装是重要的政治象征,其他中央领导人必须紧跟。
  早晨7:30庆祝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林彪走出大厅,站在汉白玉的栏杆后面向广场上的群众招手示意。这时,“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百万人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热情挥动,在天安门广场上掀起了红色浪潮。林彪发表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指挥下,好好的听我们统帅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发展,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周恩来也发表了鼓励红卫兵的讲话。
  在林彪、周恩来讲话以后,聚集在东长安街上的数十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他们已经等待了好几个小时,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被检阅的红卫兵都是中学生。为了多看一眼毛泽东,通过天门前时,队伍行进得非常慢。看到毛主席招手,红卫兵不愿意再前进。有的前进了又回来。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下打转,像激流中的旋涡一样。有人提议,让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维持秩序。经毛泽东同意,1500名学生上了天安门城楼。周恩来对他们说,请你们上来有两个任务,一是毛主席接见你们,二是接见后下去维持秩序。一说接见,红卫兵们激动了。开始还有秩序,很快就乱了。红卫兵都往前挤,毛被困在人群中间,脸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一个一个地不停地握手。毛此时已经不是自主地和红卫兵握手了,伸出的胳膊无法收回,只好任凭别人去握了。后来,汪东兴说,那天,毛主席的手被握肿了,好几天不能写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红卫兵3000多人。难怪手被握肿了。
  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答:“是的”。毛说“要武嘛!”。当时,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要武”,这个“最高指示”很快传遍全国。有一位红卫兵拿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要给毛带,毛不接受“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没让带。毛接受了红卫兵袖章,这表示毛泽东接受了红卫兵。8月18日就成了红卫兵的纪念日。《十六条》没有提“红卫兵”,现在毛泽东肯定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
  这些中学红卫兵虽然年纪小,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这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早。“老红卫兵”以高干子弟为骨干,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其中一些人反对“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的政策,带有鲜明的血统论的色彩。因而反对当时的校领导。说他们是老“红卫兵”是区别于1966年10月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红卫兵。
  8月18日是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在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11日、11月25日、11月26日,多次接见了红卫兵,也有人11月10日、11月11日合称一次,把11月25日、11月26日合称一次,称为8次。8次共共接见红卫兵1200 多万人。各次接见的方式不一样,有时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从天安门前通过;有时红卫兵站在马路两侧,毛乘敞蓬吉普车通过;有时红卫兵乘大卡车通过天安门下,毛站在城楼上检阅。
  这么多次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其中有一些曲折。
  9月15日接见红卫兵的前三天,毛突然病了。9月13日晚7点,毛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信,说“卧病三天,尚有余温,今天略好”。还说,如果后天能起床,就接见,如果不能起床,就请林主持,毛就不去了。9月15日,毛还是带着病后初愈的身体接见了百万红卫兵。
  10月1日晚7点多,毛泽东的车被红卫兵围在西长安街到南长街口。顷刻间,毛被包围在人海之中。在危急时刻,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开过去,到天安门参加晚会!”红卫兵也不理会,包围圈越来越紧。局面难以控制。此时,警卫三师师长急速调来一个团的机动部队,强行为毛泽东解了围。
  10月18日,毛在接见百万红卫兵时,一位男红卫兵跳上了毛左后侧的吉普车(杨成武、傅崇碧、蔡洪江乘坐),还要继续跳到毛的车上,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警卫员蔡洪江把这位红卫兵拉住了,并推了下去。
  11月25日,气温零下4度,毛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4个小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65万红卫兵。
  11月26日,毛乘车在钓鱼台、西郊机场接见了最后一批185万红卫兵。路被堵,毛的车不能回中南海,只好开向玉泉山,让毛暂时在玉泉山休息,但到玉泉山下,车又被围,警卫只好扶着毛步行进入玉泉山。这一次,散场混乱,一座小桥被压断,踩死了几个人,挤伤的更多。
  由于在接见时人群拥挤,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
  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北京要提供住宿、饮食、交通,北京的负担很沉重。周恩来动员全北京市的力量解决了这些难题。每次接见都是一项复杂的组织工程。11月10日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毛在城楼上检阅,需要6000多辆汽车。连夜从海陆空部队和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各抽调1000辆汽车。红卫兵到北京串连,数百万人挤在火车上,影响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毛为什么对接见红卫兵这么重视?他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好方法。他相信,他亲自接见的红卫兵回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就能把全国的群众发动员起来。如此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毛还有更深的考虑:他认为苏联其所以变修,一个原因是苏联人亲自见到列宁的人太少了,让更多的年青人看到他毛泽东,就可以防止他死后中国变修。毛泽东以73岁老年之躯,不辞劳苦地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颇有一点宗教色彩。他像布道的主教一样,将他的思想传播到年轻人之中,希望在与他同代的官僚们去世以后,下一代就会以他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被接见的人好像教徒接受了主教的洗礼一样,无比光荣,无比幸福。
  在毛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同时,红卫兵可以到全国各地“串连”。中共中央在1966年9月5日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搞大串连“一律免费坐火车”,而且对大串连的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已停课的大中专学生便纷纷外出串连。开始是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风点火”,支持各地的造反派,冲击各地打击造反派的领导人。因为当时各地造反派还是少数派,处于被压制、被围攻、被打击的地位。后来更多的是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取经”,上访,等待毛主席接见。几千万年青人流在全国各地激荡,发动群众,交流经验,冲击官僚体制。当然,对年青人来说,“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是不可少的。我也三次到外地串联,先后到了东北、西南、华东、中南等十个城市和部分农村。火车拥挤不堪,坐位坐满了,坐位底下的空隙睡满了,过道站满了,厕所里也挤满了。一些人不得不双脚分开站在两个座椅背上,双手紧握住上面的行李架。大串连给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中共中央又提倡徒步串连,又称为“长征”。大批青年人组成各种长征队,走遍大江南北,朝觐延安、韶山等革命圣地。各地设立长征接待站也是住宿免费。全国大串连从1966年八九月持续到1967年底。1967年3月中共中央虽然发了停止串连的通知,但串连还继续。1967年8月我到湖北串连乘车还是免费的。到1967年底,不能免费乘车、免费吃住,大串连才停止。

“血统论”风潮陡起

  中国共产党很看重家庭出身,认为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影响最大。大饥荒发生后,在追究一些县委书记的责任时,有的县委书记娶了地主女儿做妻子,也当作发生大饥荒的一个原因。周恩来在很多公众场合检讨自己的家庭出身(他说自己是封建官僚出身,要不断改造自己,说看一个人要查三代),以此来表白他的政治态度。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政治表现。”但是,“个人政治表现”如何,没有明确的标准,只能由单位领导决定。虽然有“重在表现”,家庭出身总是一个人终生挥之不去的政治标记。有些老红卫兵还把“重在表现”说成是彭真搞的“修正主义阶级路线”,加以批判。
  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进而向“血统论”演变。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前五种人被称为“黑五类”,红卫兵又将资产阶级列入其中,成为“黑六类”)等是政治贱民,他们的子女也受歧视。与“黑五类”相对应的是“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当时最光荣的家庭是革命干部,简称“革干”。工人、贫农、下中农是依靠对象。革干子弟是天之骄子。当然,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优秀分子,但不管是不是优秀,他们对出身也是很看重的。他们认为自己是革命先辈的后代,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当然,时代变了,他们中的多数并不打算像他们父辈一样当革命家,而是要在国家建设中挑起大梁。所以,革干子弟大在大学里都是学习工程技术中的新兴专业,当时列为“保密专业”。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对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血统论”泛滥成灾。红卫兵只对“红五类”开放,“黑五类”是不能参加的。
  清华附中齐向东的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说:“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讲成分!”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一成立就讲究出身。他们在题为《“自来红”们站起来了》的大字报中写道:“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使我们无上光荣。你们说对了,老子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或生长在红色的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就饱受革命的教育。……我们纯粹是无产阶级的血统,我们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的后一代!而在反革命、大右派的环境中生长的你们,整天在家里受到的是黑、黄、白等杂七杂八的教育。你们不改造,就会‘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政权一定要我们掌握!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权力,谁反对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
  1966年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纪念建党日,对参加活动的人提出了苛刻要求。参加者回忆:“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大会充满红色恐怖,台上都是黄军装。……自编的‘造反歌’响彻云霄。真是大长了工农干部子弟的志气,真是大灭剥削阶级子弟的威风,” 造反歌的歌词是这样的:
  (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干部子弟中刮起“血统论”的风潮,从中学进入大学。
  八月初的一天,我正从二号楼宿舍走出来,看到从图书馆、大礼堂那个方向走过来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手里举着彩旗,一边行进一边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他们在一号楼、二号楼宿舍区转了一圈后向西南方向去了。他们喊的前两句是一幅称为“鬼见愁”的对联。他们认为,见了这个对联发愁的就是“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对联骂为“混蛋”,还不能“发愁”。这个对联在学生中引起争论,我是不赞成这个对联的。
  8月2日晚上,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关于“对联”的辩论。刘菊芬主持会议,会上一边倒、一言堂。还高喊“横扫一切混蛋!”的口号,说:“这个对联完全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对联从精神到内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大礼堂辩论的时候,谁要发言,首先就是要报出身。不主动报的,台下的听众就齐声喊,逼着你报出身。听到“革干”“革军”,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听到“工人”“贫农”,也有掌声,但热烈程度小多了。要是“中农”“职员”,掌声就寥寥无几了。出身不好的,没几个人敢上台的,即使上台也要被嘘下来。听到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就喊:“黑七类子弟算混蛋,红五类子弟算背叛!”。
  在红卫兵中,对“对联”也有不同的看法。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他把那副对联作了修改:“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陈伯达向红卫兵们解释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团结大多数。“血统论”不利于“团结大多数”,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8月6日天桥剧场举行了关于“对联”的大辩论。出席会议的江青,建议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横批“理应如此”,红卫兵也没有接受。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在辩论会上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
  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正文之子,时任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文革组长)与别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大字报论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8月20日谭力夫又在北京工业大学辨论工作组和阶级路线时作了讲话。他公开声明拥护工作组,说工作组一进校,“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就照亮了北工大。”他认为对联“大长了好汉们的志气,大灭了混蛋们的威风。”“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狠!’”谭立夫口才很好,每讲一段就引来热烈的掌声。谭立夫咄咄逼人地问:“到底有没有右派?工大这么个烂黑窝,怎么没有右派?可能今天这里就有右派!(热烈鼓掌)……”“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知道哪一个犯了错误,大有雀跃之势。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热烈鼓掌)”“一讲阶级路线,他也来讲几句。你怎么配呀!(掌声)说起阶级路线,我们应是‘既得利益者’了。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热烈鼓掌)同志们,这就叫‘阶级烙印’。”“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你们现在搬出‘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讲去!(热烈鼓掌)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斗你,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掌声)” 几天以后,康生夫人曹轶欧给谭力夫打电话说:“阿宝(谭力夫的小名),你在学校那个讲话,王任重同志拿给康老看了。你康伯伯夸你讲得好。”
  谭力夫讲话受到干部子弟的热烈追捧,他们广为传播。刘涛、贺鹏飞领导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大量印刷,向全国各地散发。谭立夫讲话对“血统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血统论”的激励下,一些干部子弟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在一些中学里,对出身不好学生进行批斗、拷打。有些地方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以成份论高低。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贴在教室墙上。红卫兵命令10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子绕过这10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10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地坐在椅子上。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被指定坐在地板上。红卫兵命令“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他们,把墨汁泼在他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遭到“斗争”和侮辱,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过来,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因而遭到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后来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和受到种种侮辱。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把她从厕所拉出来,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红卫兵突然把椅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杨爱伦,学习成绩优秀还有文艺特长,但“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推去,强迫她写“交代”,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她,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毒打。等红卫兵回家吃晚饭时,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不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
  血统论在大学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像中学那样严重。当时,有人主张在清华大学成立“贫下中家子弟协会”(简称“贫协”,当时有的学校有革干子弟的组织。),我班贫下中农子弟没有人参加。这本是头脑简单的中学生做的事。“血统论”进入大学,除了持政治偏见的某些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外,没有多少人理睬。8月4日,周恩来在清华两万人大会的讲话中表示不支持在大学里搞“贫协”组织。
  “血统论”,通俗地说法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就打洞”。这种说法既违背了历史常识,也违背了“遗传和变异”生物学原理。为什么这种说法能够一时成为风潮?因为他们要世袭父辈打来的江山,要世袭父辈的特权。血统论实质上是宣扬权力世袭、利益世袭、社会地位世袭,是门阀权贵的愿望表达。那些自认为“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弟摧残他们认为“血统低下”的学生,那就不仅仅是特权世袭了,而是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为没有什么不同。“血统论”虽然风行一时后偃旗息鼓,但是,他们“血统高贵”的自豪感并没有消失,他们对父辈地位世袭的强烈要求一直没有改变。只要政治制度不变,他们的世袭要求总是可以满足的。到了1990年代,在改革开放中,在文革中血统论的鼓吹者,不少人当了高官或成了大富豪。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在一切政策和制度的变革中,他们总是占尽了有利的先机。
  1967年春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中学生进行军训。3月27日,负责学生军训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对中学生中的一些高干子弟的一次讲话,他说:“你们在座的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还提出了“要接父母的班”的看法,从而引起了争论。4月3日,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学生代表开会。陈伯达批评李钟奇的思想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为了平衡中学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见了另一批中学生代表。本来家庭出身不同、对军训和文革的看法不同的中学红卫兵就以这两个日子成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从家庭出身看,“四三派”成员中“红五类”比“四四派”要少一些,干部子女更少。“四四派”中干部子女要多一些。“四三派”反对“血统论”的人多一些,“四四派”倾向“血统论”的人多一些。“四三派”是中学生中的激进派,对军训团不满,比较倾向大学生红卫兵的“三司”的观点。“四四派”比较支持恢复秩序。“四三派”中一些人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的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就形成特权人物,像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在1967年4月之后,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中的“四三派”、“四四派”斗争不断。

清华“八·二四”事件

  我亲历的红卫兵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清华“八·二四”事件。
  8月20日前后,毛的《炮打司令部——我一第大字报》在清华学生中传开, 8月23日、24日,出现了一些“炮打”刘少奇的大字报。例如:《改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炮打刘少奇》、《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少奇拉下马》、《厘清北方局中的黑线》等。
  清华大学“临筹”认为这是右派翻天,清华大学红卫兵负责人贺鹏飞联络清华附中红卫兵等12所中学的红卫兵采取了强制行动。
  8月24日下午,12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清华附中集合,召开誓师会,贺鹏飞在誓师会上说:“清华大学有一股反对中央领导人的妖风,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他布置任务:先看守大字报,并抄录或照相,以备秋后算账,然后限令作者在24小时撕去大字报。下午4点50分,12校红卫兵列队跑步进入清华,严密封锁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他们先广播“安民告示”:“我12校红卫兵大军今天下午5点开进清华大学,消灭捉拿反毛主席的混蛋。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矛头直指混蛋,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谁敢阻挡我们大军,谁敢窝匪,我们就消灭谁!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我们欢迎!一切胆小鬼,请你们躲在家里,切勿自相惊忧。……”接着广播“最后通牒”:勒令大字报作者6点以前撕去自己贴的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移入内部馆。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负责。其实,明明是反刘少奇的大字报,他们硬说是反毛主席的,当时没有反毛主席的大字报。
  有的学生对他们的作法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就被这些红卫兵抓住,强制他们围着大礼堂前面的草坪游街,然后用皮带抽打。到晚上7点,所有的大字报被撕得精光,并且贴上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大标语。还对一些贴刘少奇大字报的“战斗小组”进行搜查。
  6点,在贺鹏飞的指挥下,红卫兵们推倒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与此同时,中学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到“黑帮分子”和“黑五类分子”家里抄家,对他们进行拷打。强迫中层以上的干部到拆掉的二校门搬运砖石。跑得慢的用皮带抽打,背不动倒在地上,拉起来用棍子、皮带疯狂地抽打。在抽打和呵斥声中,被害者连滚带爬,哀声惨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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